最近看到有消息说，一些城市居民小区不再聘用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，而是业主们自己组织一些志愿者来管理，不由让我想到了四合院时代，想到了大杂院，那时大院的物业问题是如何来解决的呢？

 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家住在太原市海子边12号，大院分三部分：外院、西院和南院，总共有34户人家。房子都不大，多数都是十几平方米，大的也就是20来平方米。西院有14户人家是粮食厅的家属宿舍，我家1951年搬来，分到了12平方米的住房。

  院子里的女人们大多是家庭妇女，工作就是做饭、生孩子、带孩子，只有我妈妈例外，参加扫盲，上了四年学，直到“高级班”毕业。我家的左邻右舍都是五六口人，原先的三个房间是用推拉门隔开的，说话的声音都很清楚，邻居开了灯光线就能从三合板门上的小孔照过来。

  那时有需要安排的工作，街道干部会来到院子里发布通知，例如参加扫盲、组织“除四害”等，有时是查卫生。那时经常入户查卫生，摸摸门框，看看灯泡、灯罩，看看玻璃（多数人家窗户上都是糊着纸），尽管居住条件不好，但是家家都很注意卫生。

  很多事情院子里已形成制度，例如“轮流打扫厕所”，一周轮一户。院子很小，自家屋檐下扫一扫就差不多了。大院外面的马路是分段的，街道的墙上钉着牌子，大院三十多户人家轮流打扫。收电费也是十几户人家轮流做，轮到谁家，就把全院所有住户家的电灯瓦数查一下，计算出总瓦数，把应交的电费收回来就可以了。

  吃水挺麻烦，家家屋里都有一个大水缸，各家都需要到离家七、八百米远的三圣庵去抬，凭水票6厘钱一担。院子里有单位提供的水桶和扁担。家里没有劳动力的，有拉水车的送水工，4分钱一担，用粉笔在门框上画正字，划满了就收费。后来大院门口安装了水龙头，就改按人头收费了，每人每月8分钱，在单位吃饭上灶的4分钱。

  倒脏水也挺麻烦，各家都有一个脏水盆，满了就拎到大门外再向南到袁家巷口或向北到三圣庵口，倒入下水井中。

  火炉子是每家必备的，夏天在外面做饭，房檐下有一个极其简单的小棚，天冷了就挪到家里，还能取暖。燃料是煤，能自己去煤场拉，也可以让人送。记得烟煤5厘7 一斤，无烟煤9厘3 一斤。因为是碎煤，需要掺上烧土打成煤糕或者是湿煤泥封火。所以每户都要围一个煤池子和一个烧土池子。而秋天打煤糕，则是街头一景，马路两边到处都有晾晒的煤糕，当然居民的院子里都会有各家的煤糕垛子。

  当时的垃圾主要是烧火做饭产生的炉灰，所以垃圾处理叫做“倒灰渣”。倒灰渣的马车天天都来，家家都有一个盛满灰渣的“箩头”（筐子）。听到有摇铃声音，人们都会相互招呼着倒灰渣。家里没有人的，会提前给邻居打招呼帮忙，或者提前放到大街的人行道上，会有人帮忙倒掉。

  掏茅坑是由郊区的农民来完成的，三天两头他们就赶着马车拉着大粪桶来，他们有固定的范围。

  小孩子洗澡一般都是大人带到三圣庵的铁路澡堂，大人5分钱，孩子免费。大一点的孩子洗澡常常是结伴一起去，我们最常去的是豆芽巷的“文明池”了。理发要等听到街上“梭子”响，就知道剃头挑子来了，总会有好几个孩子要理发的，光头1毛，分头1毛5，女人们则互相给剪剪就行了。

  院子有时还进来挑担子的，像“换洋火”的、卖“草纸”的。“换洋火”一般会吆喝着“收买旧衣裳，收买生铁烂铜”。

  院子里人家多，女人们多不工作，邻居们互相照应，家门也用不着锁，或者钥匙就放在门框顶上。不过还真发生过一起被盗事件，外院靠近大门的那家，人出去后，没有锁门，回来发现丢了一条被子，那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被子了。那次事件后，人们警惕性大幅度的提升，大门上钉上了一块牌子——“禁止游商小贩入院”。

  那时孩子们没有送托儿所幼儿园的，就在院子里玩，大人出门请邻居关照一下。太小的就锁在家里，用绳子系在孩子腰里绑到床头，防止孩子摔到地下。一天，西院梁性的女人出去了，孩子睡醒了，爬到床头，拴着的绳子滑到了脖颈上，我们听到哭声，从他家门上的玻璃看到危急情况，赶紧喊人，大人撬开门锁，才救下孩子。

  记得刚搬到大院不久，西院四五岁的范姓小男孩失踪了，家人万分焦急，邻居们也帮着找，派出所也报案了，一直没有音讯。几天后孩子居然自己回来了，从孩子的叙述才知道，是一个老头用吃的哄走的，用自行车一直带到南门外。老头没有家室，可能想领养一个孩子和他作伴，无奈孩子去了以后一直啼哭，饭也不吃，老头实在无奈，就用自行车把孩子带到附近，让他自己回来了。

  邻居互相帮助和谐相处是主流，但难免有争吵脸红的时候，多数是由于孩子，每家好几个孩子，都在院子里玩，吵吵闹闹是常事。大人们因为孩子的事翻了脸，那就谁也别理谁！不过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又玩成了好朋友，大人们闹别扭还有啥意思？所以也用不着调解，到时候就好了。

  虽然是单位宿舍，但也是流动的，有的搬走了，当然也会有别的人家住进来。后来房子归了房管局，住户渐渐杂了，但是大院的传统还是保留下来了。

  从1951年到1970年，我就生活在这个大杂院里，邻居们大多数是本省人，不过山西省各地的语言足够丰富，我在这样的语境下长大，从小就能听懂并且会说不少方言。就这样，和大院里的人们相处了近20年，到1970年改造成了排房，这时我家也搬到桥头街了。

  现代小区，有事就找物业，邻里生疏了。但某一些程度上是否也能发挥一下业主和志愿者的作用，我想只要组织得好，还是能的。